伯拉西达是古代斯巴达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就连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都对他赞誉有加。在公元前424年的时候,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曾自告奋勇地率领军队进入了北希腊地区,当时该地区正由雅典控制着,但伯拉西达却凭借着他的勇猛和智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他率军到达北希腊地区后,他先是到处宣称自己进入这个地区不是为了危害希腊人,而是为了解放希腊人。因为在大战之前,他们曾宣扬要和雅典作战,解救希腊。而且他还承诺:“保证尊重所有和我们站在一边的盟国的独立”。这其实就是古希腊国际政治中流行的原则“城邦独立”。
在古希腊,“城邦独立”这个思想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不仅曾鼓舞着古希腊不断追求城邦独立的强盛,也曾阻碍希腊的政治统一和不断强大。可以说,“城邦独立”是古希腊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可惜的是,这个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城邦独立”最早是出现在波斯入侵时期,当时的波斯帝国将领土扩张到了小亚细亚。而在小亚细亚的西部沿海地区就居住着一些希腊人,只是他们太过弱小,只能作为附属国依附着吕底亚。
当波斯帝国侵占而来的时候,吕底亚为了得到这些希腊人的支持,便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权益。因而有些希腊城邦也参加了这场战争,想要维护城邦的独立。但波斯帝国太过强大,最终这些希腊人不得不投降。
这场战争过后,一直到公元前479年,波斯侵略希腊的战争才结束,“城邦独立”的争取运动一直持续着,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抵抗波斯入侵的城邦了。在波斯侵略小亚希腊时,为了让自己的政治独立,一些城邦纷纷举族迁徙到其他地区。
但吕西亚人却坚决抵抗波斯的入侵,他们先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和所有财产都烧死烧光,然后他们自己则集体抗战而死,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城邦独立”的坚守。后来,在波斯侵占希腊的战争中,雅典、斯巴达等31个城邦结成了反波斯同盟,以此来展现他们维护“城邦独立”的决心和勇气。
而那些已被波斯征服却仍在努力争取独立的城邦是最能体现出“城邦独立”运动的。比如说帕佩林苏斯人,这个地区是萨默斯的殖民地,当波斯征服到色雷斯地区时,这些帕佩林苏斯人还很不服气,企图抵抗,却被波斯直接用武力给征服了。就在这些反抗波斯的斗争中,希腊人将城邦独立和自由联系了起来,比如在伊奥尼亚起义和马拉松战役中,希腊人多次把自由挂在了嘴边。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捍卫希腊自由”。若不然,希腊就会被沦陷,成为波斯的属地。
这个时期的“城邦独立”只是政治独立,还没有受到外来政治力量的控制。也可以说是为了适应反对外来侵略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还不算是真正的外交原则。直到希腊和波斯的战争结束以后,“城邦独立”才成为了希腊内部处理城邦关系的准则。
在希腊和波斯的战争结束以后,波斯退出了希腊半岛,这时,希腊半岛内部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腊各城邦同盟原本是为了反抗波斯而团结起来的,但此时的斯巴达却开始谋取霸权。甚至斯巴达的统治者私下还和波斯联系,企图得到波斯的支持,进而得到希腊霸主的地位。
不仅如此,斯巴达统治者还开始对同盟国蛮横无理,他的这个行为已经危害到各个城邦的政治独立,自然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在雅典的鼓动下,斯巴达被迫交出了同盟国领导权,成为普通的盟国。这样一来,同盟国里的各个城邦之间就平等多了,他们不需要再向斯巴达缴纳贡金,同时也维护住了这些城邦的政治独立。
但尽管如此,斯巴达在各邦扶植寡头政治的行为还是侵害了盟国的利益。因此,在战争前夕,伯利克利以斯巴达妨碍城邦独立为理由,要求斯巴达允许各邦“按照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按照拉凯戴蒙人的利益来选择政府”。
在提洛同盟成立的时候,就要求所有的盟国必须向同盟提供贡金和海军,这个同盟对盟国的压迫和控制更加地严格。在提洛同盟刚刚成立时,盟国也是独立的,他们可以在大会上商议和决定同盟事务。但是过一段时间后,雅典开始逐步控制盟国,它不仅违反原本的约定,开始侵略希腊同盟的领土,并把占领的领土作为了自己的附属国,同时它还用武力逼迫其他同盟国必须纳贡和服役。
雅典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各盟国的不满,甚至有些城邦提出要退出同盟,却反而被雅典用武力压迫,导致失去了司法自主权。后来,雅典又改变了策略,它允许盟国用纳贡的方式来替代服役,但纳贡却是不可少的。正是通过缴纳贡金,雅典拥有了一支最强大的海军,而其他盟国的海军却被逐渐削弱。雅典便是利用这支海军,成功镇压了企图脱离雅典控制的盟国。
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之下,希腊各邦再次开始追求“城邦独立”,但此时的城邦独立不再是为了面对外敌入侵,国家灭亡时的国家独立了,而是在同盟政治面前,各邦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表达的政治呼求。这时的“城邦独立”是各邦孤立的、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外交要求,但并没有就此成为希腊普遍一致的外交主张。为此,很多盟国还发动了战争,企图脱离同盟。
把“城邦独立”作为城邦自身的要求和国际政治与关系的基本准则,最早产生于《卡亚斯合约》。该合约是在公元前449年签订的,它的主要内容是这些:所有希腊城邦都使用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波斯军队将撤退到距离海岸三天行程的地方。
若是波斯能够遵守这些条款,雅典将不再干涉波斯控制的地区。这个内容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波斯军队撤退的地方应该是指小亚细亚。所以这里的“所有希腊城邦”其实指的是居住在小亚细亚的所有希腊城邦。
第二,“让所有希腊城邦使用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这句其实就表示了政治独立。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合约其实是“城邦独立”原则的延续,而且它是由第三方赋予的。由此可见,此时的“城邦独立”已经逐渐演变成国际关系的一种准则。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之前,斯巴达和雅典之间就已经多次发生了外交战争,斯巴达先是向雅典提出了“驱逐被神诅咒的人”等要求,却遭到了拒绝,接着又提出“给予希腊自由”的要求,对此,雅典回答:“我们愿意让诸城邦独立,只要他们在和我们签署和约时就已经是独立的,同时拉凯戴蒙人也要允许他们的诸城市独立,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按照拉凯戴蒙人的利益来选择政府”。
由此可见,“城邦独立”已不再是某个城邦的政治要求,而是各国都要遵守的国际准则了。
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后,斯巴达以希腊“解放者”的身份公开宣布要帮助希腊各城邦摆脱雅典的控制,这一主张赢得了希腊人的支持,一时间,所有的公众舆论都倾向于拉凯戴蒙人,希腊各城邦都在舆论和行动上尽力帮助斯巴达。
相反,人们对雅典却是义愤填膺,迫切希望能够尽快脱离它的控制。斯巴达统治者在出征前曾讲话:“整个希腊都在注视着我们现在的行动,都痛恨雅典了同情我们,希望我们胜”,这一讲话也极大地展示出了“城邦独立”的力量。
“城邦独立”为斯巴达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特别表现在伯拉西达在北希腊的成功。当时,伯拉西达不论到达何处都宣称要解放希腊,这让一些被迫屈服于雅典的城邦听了后都纷纷私下联系伯拉西达,希望他能帮助他们脱离雅典的控制。此后,“城邦独立”就成为了希腊各国进行外交斗争,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筹码。
但“城邦独立”作为一种外交原则在希腊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从而加剧了希腊内部的纷乱。首先,希腊霸主利用“城邦独立”来肢解希腊各邦和各种政治同盟,打击政治对手。其次,有些希腊城邦也会使用“城邦独立”来挑战霸主和打击对手。第三,“城邦独立”还成为了某些城邦出卖希腊利益的遮羞布。
纵观希腊历史,“城邦独立”确实是古希腊留下的一份特殊的外交遗产。从正面来看,它曾是希腊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外来压迫的一面旗帜。正是因为有了这面旗帜,希腊人才能勇敢地反对波斯入侵,反对霸主强权统治。
同时,“城邦独立”也曾经为希腊各邦化解内部矛盾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力量。但从反面来看,“城邦独立”曾经一度成为了某些城邦为了谋取自身最大利益而使用的一种工具,它不仅是雅典和斯巴达追逐霸权而使用的借口,同时也是雅典和斯巴达出卖小亚希腊城邦的一块遮羞布。
“城邦独立”既令波斯敢于干涉希腊,使希腊各邦一片混乱,更是让希腊的一些强邦以此为借口来打击对手、肢解别国。因此,“城邦独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希腊的政治统一,和削弱了希腊抵制波斯入侵的力量。
1、城邦制度
在地中海希腊半岛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公元前8~6世纪,希腊出现了约两百多个奴隶制小国,史称“城邦,小国寡民是城邦的突出特征。
城邦一般包括市区和周边的农村地区。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城邦”意味着同一血缘人群的共同团体、共同地域和政治经济的绝对独立。
2、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
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与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有关,这是东方所没有的,可以选举官员、判决等等,公民大会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
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是边区居民、外邦人、农奴、妇女都没有公民权。公民只是所有人中的百分之几。
扩展资料:
公元前8~前5世纪,在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与贵族奴隶主的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继续打击贵族特权、完善民主机构及鼓励公民参政等措施推动下,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顶峰。它为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奠定了基础。
但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小国寡民的城邦的基础之上的,当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最终突破了只适应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的时候,等待它的只能是毁灭。
参考资料:
-古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