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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钱宗鑫（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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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堵点阻碍供给侧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离不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而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又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就必须先打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堵点难点。目前，我国供给侧在 科技 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劳动力成本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阻碍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释放，还不利于消费者中高端消费潜力的释放，并影响未来国内外投资长期走向，阻碍人民币交易和投资需求增长。

（一） 科技 创新能力不强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 科技 创新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的研究与事业发展经费（R&D）2019年已经达到22144.60亿元，居全球第二位。但其投入强度相较于部分发达国家仍然不足。2019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为2.23%，虽然较2018年有所增加，但与美国和日本的2.83%和3.26%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同时，地区之间的科研经费投入也存在着很大差距。例如，2019年，我国东部地区R&D经费达到了15122.5亿元，但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4162.6亿元和2858.5亿元，两者占比之和不足东部地区经费的一半。而且仅长江经济带的R&D经费就达到了10562.5亿元，占全国R&D经费的1/2。

（二）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我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群体，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却一直处于低位。产业结构的差异是造成此情况的原因之一。倪红福等（2020）的研究表明，我国最终消费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消费占比远低于美、日、韩等国家。同样，我国第三产业的投资占比也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的第三产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服务性消费需求有很大的上升潜力，投资结构也有待优化。

（三）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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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薄弱环节制约供给侧改革发展

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潜力。但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金融资源国内配给不畅，使得部分区域发展潜力无法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国际间金融资源流动也需要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展包容性，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快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使金融市场能更好地服务于“双循环”，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夯实基础。

（一）金融资源区域分割，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整体较弱

一般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积累较低，这也意味着中西部地区蕴藏着更多的增长潜力，需要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但目前，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给有明显优势。

（二）资金成本高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整体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使用成本在逐步降低，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还需提高，较多资金淤积在金融行业内而没有流向金融稀缺的实体经济（乔海曙和杨蕾，2016）。具体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二，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服务还不够深入。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资金来源主要是间接融资。随着中小企业体量的快速发展，银行无法满足其信贷需求。中小企业已经越来越需要深层次的金融创新来满足其精准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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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端提升需求创造能力

为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提升人民币在国内外的交易和投资需求，其推手是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核心是供给侧改革，从而提供更多优质的经济发展和投资机会。通过我国产业链高级化，改善我国国际分工技术含量偏低的形象，增加我国作为贸易主体在国际市场中的议价和竞争能力，扩大人民币的适用范围。

（一）提升 科技 创新水平

中国虽在航天、高铁、5G等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手机芯片等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中国必须要牢牢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期，不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合理分配科研资金投入，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问题。 科技 创新能力的发展离不开科研资金和科研人才的支持，而科研人员的质量和数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资金的吸引力，所以要实现 科技 创新能力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充足的科研资金支持。这需要政府一方面继续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疏通科研资金申请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也要合理分配科研资金投入，加大对基础学科以及弱势、劣势学科及相关行业的支持，重点突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完善 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 我国科研人员数量在全球居于首位，R&D费用在全球居于第二位，但总体上来说 科技 创新能力却不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存在问题。长期以来，科研项目的“好坏”、科研经费多少都由管理部门决定，产业界和公众并未成为科研项目的主体，导致项目的产出局限于现有管理体制内（代利凤，2020），难以实现科研成果向产业的转化。这就需要政府扮演好管理员和服务员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积极落实科研项目的实施，服务于 科技 创新领域的发展，疏通阻碍 科技 创新发展的难点、堵点；另一方面，也要优化市场营商环境，促进企业之间优胜劣汰，并建立和完善一套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资金评价机制，确保科研资金用在实处。此外，也要加大人力资源的培养力度。在这个 科技 迅速发展的时代，国家 科技 创新水平的竞争已经越来越表现为对高素质人才的竞争，因此不仅要注重科研人员的数量，更要注重顶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二）以产业集群为载体提升产业链的发展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品的生产往往离不开企业间的合作，国家产业体系间的竞争也往往表现在产业链间的竞争，特别是高端产业链间的竞争。但我国目前产业链不稳、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主要跟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有关。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外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制造业 科技 含量相对较低，总体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另外，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企业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这直接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产业，特别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产业，断链风险在不断加大。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抓住机遇，增强我国产业链的稳定性，提升我国产业链水平就尤为重要。

产业集群的发展对于增强我国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聚集在一个区域，可以很好地实现企业之间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企业之间的运输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合作的双重关系，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必然需要不断寻求创新，在竞争中谋求合作，研发和创造出更加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从而增强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鼓励构建创新型高端产业集群，可以使我国的一些“卡脖子”问题实现关键性突破。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发挥好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此外，在诸如高铁、5G等高 科技 行业，我国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应该以产业集群为载体，继续强化我国产业链已有优势，加强已有产业链的稳定性。同时，进一步发挥产业行业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另外，对我国产业链中存在的明显短板，应通过实施减税、贷款优惠、人才引进计划等政策，促进我国高 科技 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 健康 、稳定发展。

第二，优化产业布局，整体提升我国产业集群水平。 目前，我国产业集群大部分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产业集群发展相对不足，而且大部分产业集群是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对此，若能制定相关政策，依靠西部地区的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力和 科技 优势下，进一步鼓励和支持西部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建立，不仅能够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从整体上提升我国的产业链水平。

（三）降低劳动力成本

不断快速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制约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这就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探讨劳动力生活成本具体组成要素。

稳定住房价格。 2017年，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对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剔除可售型的保障性住房后，35个城市房价收入比均值为10.2。较快的房价上涨和买房的需求，给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带来了巨大压力（孟祥远，2017）。房价过高会造成财富再分配，也增加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成本，促使其返乡。要降低劳动力成本，就需要合理控制房价。第一，面对大城市中本身存在的较为复杂的劳动力结构，应推进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对低收入劳动力提供带有保障性质的住房和租房项目，促使住房供给结构契合劳动力需求结构。第二，使用税收调节手段对炒房，购买多套房、豪华房等行为进行抑制，促使房价相对公平。第三，持续 探索 针对不同层次劳动力的金融调控手段，例如，差异化住房贷款利率等方式。第四，进一步完善租赁市场，优化外来务工人员的租房供给，保障劳动力的供需平衡。

降低食品成本。 通过促进生产成本下降和流通效率提升，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食品成本中农产品价格。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进行农业设备创新，鼓励和宣传农业 科技 ，使用符合地区地理条件的农业工具，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针对区域生态气候等环境特点生产对应的优质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断加强相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成新型集约化转型，以适应我国农村劳动力逐年下降趋势和国家对农业效率提升的要求。另外，建立更加畅通的农产品流通网络，逐步打破地区间的壁垒，促进农产品运输和销售市场一体化，逐步连通全国大型农产品交易网络，使运输和销售渠道更加畅通，促进优质农产品触及国内和国际市场，通过降低运输和销售环节成本，降低农产品销售价格。

优化教育体系。 基础教育的大力投入极大提升了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但也不断提升了劳动报酬。目前，我国存在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中西部等地区教育资源相对紧缺，需要政府针对教育薄弱地区合理优化教育资源，确保教育相对公平。虽然通过教育能显著提升劳动者素质，提升在岗职工的整体生产效率，但教育同质、职业技术优秀人才培养稀缺的问题也一直得不到解决。职业技术培训投入过少意味着长期的教育资源错配，企业得不到适配的职业技术工人，干中学需要时间成本以及相应的技术培训成本。同时，现行薪酬体系中，企业将员工本身的教育水平作为劳动力技能和学习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劳动力报酬除了考虑生活成本，还需要考虑子女和自身的教育投入。因此，要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应优化教育体系，加强教育区分程度，降低企业在教育信号接收中的整体识别成本，提高劳动供给和需求的匹配程度。同时，引导企业形成合理的薪酬结构，为技术工人的培养和就业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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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金融供给侧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离不开高效和稳定的金融环境。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可以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好的交易平台，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同时，安全稳定的金融市场可以降低由于市场恐慌等因素所引发的自我实现的金融系统崩溃风险，从而提高人们对人民币作为计价单位的信心，推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一）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推动我国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对推动实体经济高水平发展的枢纽作用。要有序推进包括股票、债券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建立较为完善的信息披露、基础交易等制度，优化直接融资市场环境，完善针对各种企业的股权、债券融资机制，甚至在合理监管下有序放开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金融创新活动，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优化中小企业金融资源供给

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由来已久。在传统融资模式下，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信息可得性较差，融资渠道单一。随着金融 科技 的逐步完善，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应用，有实力的大中银行要逐步发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利用技术充分挖掘企业信息，对结构性融资形成规模效应。与此同时，地方银行则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单独或共同形成资金池，满足中小企业的特殊金融服务需求，促使各类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和规模下都有相应的资金渠道，获得更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三）大力发展企业信用体系

随着“注册制”的不断推进，金融服务的范围和空间将不断延伸，金融的稳定和 健康 发展越来越依赖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金融机构应加强企业信用宣传，督促和引导企业逐渐形成诚信意识，用多种渠道收集企业信息，利用现代金融 科技 建立完备的企业信用档案。同时，努力发挥信用体系的作用，加强信用的信号传导作用，为信誉良好的企业提供适配的优质信贷，逐渐脱离信贷“柠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