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博物馆的馆藏精品

洛阳博物馆集中收藏有洛阳地区出土的上自史前，下迄明清时期的各类珍贵文物，尤以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汉唐陶俑、唐三彩和宋代瓷器等，藏品数量较大，种类丰富，富有地域特色，在中国文物界占有一定的地位。 名称：方格纹铜鼎时代：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21世纪-前13世纪）后期规格：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 简介：

夏、商、周三代承替延续千年之久，创造了绚丽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一般有圆形三足和方形四足之分，被称之为“国之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

据有关文献记载，氏族社会晚期，中原大地洪水滔天，华夏诸族共推大禹治理水患。大禹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因势利导，凿阙开河，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终于降服水患，实现了河晏水清，天下太平。于是，华夏诸族推大禹为领袖。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

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也就成了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千百年来，鼎被赋予太多的神秘色彩，已经浓缩成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

这件青铜器于1975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鼎收口、圆腹、平底、锥状三足，沿上铸二环形立耳，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该鼎合抱模铸风格，端庄规整，但略显稚拙粗糙，纹饰图案具象朴素。方格纹铜鼎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号称“华夏第一鼎”，堪称国之重宝。 名称：绿松石龙形器时代：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后期规格：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简介：　2002年春，在清理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南院的一座墓葬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中，最小的绿松石片直径仅0.2厘米，厚度约0.1厘米。龙形器的龙头呈扁圆形，并伸出许多条龙须或鬓，吻部微突出，额面中脊鼻梁明显，梭形眼眶对称。龙身略弯曲，中部脊线向两侧下斜，全身布满菱形鳞纹，尾尖内蜷。在龙形器尾端不远处，还有一个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乎垂直。

与今人喜金好玉不同，夏商时期，绿松石一直被人们视为宝石，多为贵族所使用。因此，凡出土有绿松石饰物的墓葬，多是等级很高的墓葬。“在绿松石龙出土之前，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了3件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色彩绚丽、制作精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市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张玉芳说，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宛若一条游龙，在早期龙形器中十分罕见，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国宝”，被命名为“中国龙”。 名称：玉璋 时代：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后期规格：长48.5厘米，呈扁平长方体状，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简介：

玉璋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玉璋主要盛行于夏商时期，是古人在祭祀、朝会、交聘等礼仪场合使用的礼玉之一。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民族礼仪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在礼仪制度初步形成的过程中，玉逐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成为古人在祭祀、朝会、交聘等礼仪场合所使用的重要器物之一。1975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玉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该玉璋长48.5厘米，呈扁平长方体状，前端薄而宽，两面扁平，刃口略凹呈弧形；后端两侧有齿饰，与两面齿饰对应处留有平行阴线；长方柄，柄前正中有穿孔。玉璋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流行于夏代和商代。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玉璋出土于山东的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而在我国出土的玉璋中，商代以后的玉璋较少，战国以后的玉璋几乎见不到。 名称：母鼓铜方罍时代：商代规格：通高50，肩宽33厘米 简介：母鼓方罍（léi），1963年，出土于洛阳北窑。母鼓方罍就是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罍是一种酒器，流行于商周时期。母鼓铜方罍方体溜肩，直口围足，盖子四阿屋顶形，兽首衔耳，下腹有兽首鋬颈和肩饰龙纹，腹饰长鸟纹和垂叶龙纹，盖和圈足饰兽面和龙纹。盖内器口各有“母鼓”二字。通体均饰以龙纹、云雷纹组成的浮雕兽面，腹部饰有龙纹组成的垂叶纹，器盖似四面起坡的屋顶，四角及罍中部有突起的扉棱，盖内铸有铭文“母鼓”二字，应是鼓国女子嫁与母氏男子所得的称谓。整件器型外形稳重大气，器身纹饰华丽，在商代晚期流行一时，是商晚期青铜酒器中的精品。 名称：玉戈时代：商代规格：长48厘米 简介：　1985年出土于洛宁县陈吴乡西寨子村的玉戈，长48厘米，锋呈斜三角形，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其形状虽类似后来的匕首，却实为礼器。古人将石之美者称为“玉”，后来这些玲珑剔透的美玉更是被赋予通达神明的内涵。戈是夏商周三代常用的一种兵器。其中，以玉为戈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流行于商周。因此玉戈普遍出土于商周时期的墓葬之中。

玉戈形制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夏商早期为玉戈兴起阶段，此时玉戈尺寸普遍较大，一般在30厘米左右，最长的出土于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长97厘米。同时，该时期的玉戈援部略呈弧度，多数无中脊，仅有钝脊，纹饰简单或无纹饰。

商晚期和西周是玉戈的流行时期，此时玉戈的尺寸明显变小，大的有15厘米至20厘米长，小的有4厘米至5厘米长。玉戈分直身、弯身两种，皆有中脊或三脊，纹饰也复杂化，有粗阳纹、兽面纹和变形云纹等。西周以后，玉戈逐渐消亡，汉代以后基本绝迹。

作为一种礼器，玉戈主要用于祈求力量与胜利，彰显威严与等级。大玉戈可以摆在屋子里或者挂在墙上，用来辟邪；小玉戈可以挂在腰间或脖颈，用于彰显威严或祈求胜利等。这种形制的玉戈也常见于四川金沙、三星堆遗址，应是中原文化同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 名称：玉钺时代：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规格：纵14.3厘米，横11.3厘米，厚1.5厘米，孔径5.2厘米。简介：　　作为一种斧形玉器，“王”字之源，玉钺是王权之象征，代表着生杀大权。钺应由石斧演变而来。

由于玉钺具有宽大、厚重的特征，所以成为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象征着权力和威严。据《说文》载：“钺，王斧也。”《尚书》载：“王左杖黄钺。”这说明玉钺象征着王权，象征着生杀大权，象征着刑罚。“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王’字就画成‘戉’形。”高西省说，最早的“王”字就是由“戉”演变而来的，表明在文明时代前夕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领袖和政治首脑合为一体，“而这些人手持之钺，即成为权力的象征物”。

在我国远古时期，人们由于自然知识相对匮乏，常把最好的物品用来祭祀上天和神明。“玉就是人们献给神明的最好祭品。”高西省说，不仅如此，古人还充分发挥想象力，赋予玉器很多内涵，如纯洁、权力等，借玉器表达某种愿望和思想，进而形成了我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 名称：叔牝方彝时代：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规格：高32.6厘米，口长,23.5厘米，宽,19厘米.重7.75公斤 简介：　　1947年秋，在洛阳市郊小李村西南处，一座古墓被盗。古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青铜礼器鼎、簋(guǐ)、彝、尊、兵器戈、矛、銮铃、马面饰以及玉器、玉刀等。这批珍贵的文物出土后，大多流失海外。1960年市文物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并收藏了这批文物中的一件青铜器——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的叔牝方彝。叔牝方彝呈长方体，是一种典型的西周早期盛酒器，盖、身、座饰以云雷纹为地的三层半浮雕花纹，其盖、腹主体花纹为饕餮纹，唯口沿下、圈足及盖顶上饰一周凤鸟纹，纹样繁密工细，铸造精工。

该方彝形制与著名的令方彝、折方彝极为相似。它的盖及腹内铸铭文3行12字“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据器型和铭文认为“当是武王或成王时器”，铭文中的“王姒”是文王之妃太姒，叔牝当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叔武。这件器物即为王室重器，是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典型之作。国内仅此一件，弥足珍贵。 名称：错金银铜鼎时代：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规格：高16.5厘米，腹径13.2厘米。 简介：

1979年洛阳市西小屯村村民在劳作时，发现了一座地窖，文物工作者闻讯赶来，在地窖里发现了错金银铜鼎。铜鼎盖器组成圆球形，附耳、短流。三兽蹄足盖及腹背饰错金细瓣花、三角云纹，是一件罕见的工艺美术品。鼎，是用来盛装流质食物的器具。铺首衔环，是用来提携的构件，常见于鼎、壶类器物的腹部。而以铺首衔环做盖钮的形制，在商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这种错金银的炊食器具，只有王室贵族家中才有，而出土此鼎的地点，恰在洛阳市的东周王城遗址区内。因此可以认为，这件精美华贵的器具，应是东周王室的用品。

古人的装饰手法有多种。“镶”是把东西嵌进去或是在外围加边，“嵌”是把东西镶在空隙里，而“错”则是用厝（cuò）石加以打磨使之光平。错金银，也称金银错，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錾（zàn）刻出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等，锤打牢固，再用厝石将其打磨光滑，使之与器物表面相平，最后用木炭和清水打磨，使青铜器表面和金银纹饰各显出不同色泽，映衬出瑰丽的图案，达到突出图案和铭文的装饰效果。金银错这项精细工艺是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另一侧面也展现了东周王城曾经的辉煌。 名称：战国玉人　　时代：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 规格：通高7.50厘米 青玉质 简介：

战国玉人于1987年洛阳铜加工厂出土，作跂坐状，双手交叉置于腹前。跣足交叉于臀下。头戴假面具，面具上附发髻，粗眉大眼，如意状鼻，高颧大口，唇上划须。面具以绳缚于脑后。头顶短发结辫，大耳。上身着鸡心领短袖窄衣，下着短裤。饰以大小方格、三角和条带纹。

圆雕玉人在晚商和西周时期墓葬重多有出土。多位跪坐和站立状，其用途具有普遍的宗教含义。春秋战国时期玉人的发现不多，且形制矮小。此玉人的出现在当时极为罕见。玉人的服饰及穿戴更是以往所罕见。头戴假面具的形象尤显其神秘莫测的身份，虽然至今对此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其身份应为驱鬼辟邪正行傩戏的方相士的形象。这为研究我国战国时期服饰及宗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名称：东汉石辟邪时代：东汉规格：高1.9米、长2.9米，重达8吨。简介：

1992年，孟津县会盟镇汉光武帝陵南1公里处，村民正在为挖水渠干得热火朝天。挖至距地表约5米深处时，一块巨石致使施工的村民无法继续深挖。该县文物部门闻讯后，立即组织发掘。多个大型石雕残件相继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经修复，一座高1.9米、长2.9米，重达8吨的巨型石兽傲然挺立，石兽身长双翼，形似狮虎，威风凛凛。

这座石辟邪系用完整的一块青石雕成，身若虎豹，头类狮子，嘴大牙锐，身长双翼，昂首怒目，长尾拖地，双角直竖，造型非常奇特，似有正欲起飞之感。整个石兽身体比例、神态、肌肉线条恰到好处，形象浑厚凝重，神气十足，极具想象力；从雕刻技法来看，圆雕、平雕、线刻自然融汇，点、线、面、体结合得天衣无缝，展现了汉代炉火纯青的石雕艺术。

迄今为止，在国内出土文物中，体形这么大、艺术手法如此精湛的石辟邪仅此一尊。 名称：正始石经时代：曹魏正始二年规格：长75.4厘米，宽约50厘米 简介：

曹魏在洛阳立国后，太学再度繁荣起来。曹芳继承皇位后，决心整理《熹平石经》碑石，并刻经石作为补充。于是就有了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开始刻制的《正始石经》。北魏时，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便就地取材，用了部分石经的石碑。东魏建都邺城，统治者欲通过水路将两种石经一起从洛阳搬迁到邺城，但运至今孟州市境内时，遭遇塌堤，近半石经掉入黄河，运到邺城时，《汉魏石经》只剩下52块了。公元579年，北周统治者又将石经从邺城迁回洛阳。隋朝建立后，统治者又将部分石经从洛阳运入长安，不久被隋朝某政府部门改制成柱础。到唐朝初年，魏征收集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目前，国内所有《正始石经》残碑存留的文字也不过2500余字。

正始石经于1922年发掘于偃师市佃庄镇太学村，出土后即被保存，它长75.4厘米，宽约50厘米，碑表刻《尚书》，碑里刻《春秋》，有600字左右。 年代：唐代（公元68—907年）

出土：1987年洛阳吉利区

规格：高45.5cm座径22.6cm。

简介：三彩灯是唐代使用照明用具。由座、柄、盘、盏四部分组成通体饰绿、棕、白三色釉，座为圆形，覆盆式，表面凹弦纹，并贴圆形宝相花和力士，柄为圆竹体状，似竹节纹，其间和两端分别以莲花与座盆相连，造型优美，釉色鲜艳，是洛阳考古发现中首次发现，更是三彩中极为罕见的艺术瑰宝。 年代：西晋（公元265—316年）

规格：通高2.60厘米，长、宽各2.20厘米，重83.2克，含金量70%。

器形：印面呈正方形，凿刻白文篆书“晋归义胡王”五字，印钮作驼形。

简介：此印为四十年代孟津商人到甘肃从古董商手中购得。1973年交洛阳博物馆收藏。

从此印的印文看，毫无疑问是晋朝印章。归义，即归化、降顺。胡即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从这枚印在甘肃得来，所指胡王应当为晋帝所封得居住在凉州的匈奴首领。据文献记载，晋时匈奴归义之事皆发生在晋武帝时，故此印应为晋初武帝时之物，并由此得知这也是晋朝廷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建立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以减少边疆战争的一种具体措施。印钮作驼形也是继承自汉代以来对少数民族首领分封赏印多以驼、羊为钮的传统习惯。此印文布局严整稳重，字迹规正刚健，造型古朴简练，也是严格继承汉印风格的典型，时中国古代玺印中的佳作。同时，为研究我国古代篆刻和造型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基本陈列，位于展馆一层，分三个展厅。展览以时间为序展示河洛文明在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汉魏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北宋时期的发展历程。荟萃历代文物精品，展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沧桑感与自豪感。其中重要展品有商周青铜器、有组合的西周铅器和多种器形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的“齐侯宝盂”，战国时期的金村大鼎和“繁汤之金”剑，西汉的彩绘壶和北魏王侯的仪仗俑以及绚丽多彩的唐三彩等等。展品中有一批国家一级文物，包括一些孤品，有相当一部分为首次展出。陈列辅以现代科技手段，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古都洛阳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河洛文明”陈列在2013年入选第十届（2011―2012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

史前时期：明星文物当属陶火种器，这是古人用来贮存火种的器具，为我国史前考古首见。

夏商周时期：距今四千年前，洛阳已经开始成为华夏民族政治经济的中心。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被确认为夏朝故都斟鄩，洛阳博物馆辟出独立展厅展示夏代青铜器、陶器、玉器文物，这在国内外收藏机构中绝无仅有。其中，微雕绿松石兽高仅半厘米，对于研究我国微雕技艺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夏文化在豫西地区的发展有了全面的了解，展出的二里头大型宫殿基址模型，使人们能够感受四千年前我国王朝都城的建筑规模。偃师商城遗址出土文物展现商代早期的文化特点。子申父己铜鼎是商代青铜器的代表，制作精美，尤其鸟形扁足颇为独特，是商代晚期典型器。

西周文物有叔牝方彝、方座簋、兵器、饕餮纹方彝、甬钟等。东周时期文物有错金银铜鼎、铜尊、盂、俑、盘、匜、铜壶、石磬等多种器物，其中齐候宝盂是洛阳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重达75公斤，口径70厘米，可谓“盂中之王”。铭文是研究周王室与诸侯联姻关系的重要资料。展出的越王鼫与矛、吴王夫差剑是春秋战国社会动乱，战争频仍的明证。其中越王鼫与铜矛是越王勾践之子鼫与的兵器，是洛阳地区首次发现的越王兵器，对于研究周王室与越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铜方镜则是运用了青铜透雕工艺，构思新颖，国内罕见。另有玉人一件，系国内孤品。此外，四系青瓷罍，釉面光亮，施釉均匀，吸水性弱，花纹朴素大方，保存完整，是原始青瓷中的精品。洛阳出土的商周原始青瓷数量占全国半数以上，证明洛阳是当时原始瓷烧造的中心。兔纹铜觯，在颈部装饰一周生动的写实兔纹，比较罕见。哀成叔铜鼎，铭文记载哀成叔生平，共54字，这样的长篇铭文在东周时期极其罕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汉魏时期：这一时期包括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五个王朝。通过这一时期文物的展示，再现汉魏这一中国封建社会大发展、民族大融合时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的风貌。展出的文物有：各种杂技俑、彩绘陶壶、釉陶器、王莽钱币、铜镜、玉饰等，最令人瞩目的是“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太学是东汉时期国家最大的教育机构，太学生多达三万多人，石经是为了统一儒学经典文字、平息古今版本之争而刻立于太学之前的，现存的残块是文化史上的瑰宝。

在汉代葬俗中，盛行在墓壁上绘画，从日月星象，升仙打鬼，历史典故到迎偈出行、歌舞宴饮。既有思想观念，又有生活场景。这次展出的有“出行图”（东汉原品）、“升仙图”（摹本）、“大傩宴饮图”等。

石辟邪，出土于汉光武帝陵以南，系完整青石雕成，浑厚凝重，神气十足。釉陶博山炉，镂空浮雕力士和诸多动物，形象生动。釉陶博山炉，在洛阳汉墓中少有发现。陶风车与米碓，制作科学，功能齐全，是研究古代农业机械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彩绘陶百花灯，通高92厘米，塑造众多羽人和动物形象，绘以红黑两色，美丽绚烂。草叶纹釉陶罐在肩部饰有四组白色S形草叶纹，是汉墓随葬品中极为少见的装饰纹样。斗兽纹绿釉陶壶，釉色清新光亮，纹饰为汉代比较罕见的浮雕斗兽纹，是低温釉陶中的精品。晋归义胡王金印，印文是当时匈奴归化部落首领的封号，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历史。鸡首青瓷壶，通体青釉，开片细腻均匀，是北魏青瓷中的精品。

隋唐时期：洛阳发掘的隋唐文物展示，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洛阳这个国际大都会的历史风采。展出了东都洛阳城的沙盘模型，发掘出土的建筑构建，各种各样的彩绘俑，镇墓兽及名闻遐迩、色彩艳丽的唐三彩及各种铜镜、金银器等。展出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铸造年代分别相当于隋和北魏，是通过丝绸之路的商旅传到洛阳的，也印证了丝绸之路起于洛阳这一观点。

展出的唐三彩，种类众多，釉色绚丽，其中有神态各异的人物俑，有栩栩如生的动物俑，还有古朴典雅的生活器皿，特别是唐代女俑，体态丰满，神情安逸，衣着华丽，发饰多样，反映了泱泱大唐帝国民富国强、歌舞升平的社会面貌。隋唐东都城皇城宫城沙盘模型，以方寸之地再现了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设计天成的隋唐都城。

白居易故居、唐恭陵哀皇后墓和神会墓出土文物是这部分展区的独特亮点。洛阳城内的白居易故居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名人宅地进行的发掘活动，发现与白居易有关的经幢、石砚等文物。唐恭陵则是洛阳唯一一座唐代帝陵，哀皇后墓出土精美绝伦的蓝色与红色釉陶器，器形饱满，釉色晶莹，尤其蓝釉器极其罕见，为稀世珍宝。其中的蓝釉灯为我国首次发现的通体蓝釉器物。神会是唐代禅宗七祖，其墓中出土多件珍贵佛教用品，如长柄焚香铜炉，塔顶铜盒、铜净瓶，都是研究唐朝禅宗的重要实物资料。

其他珍品还有：银鎏金錾花鱼水纹海棠式盏托，盏是海棠花形，托呈椭圆荷叶形，水波、鱼子纹地上有双鱼环绕，是唐朝金银器中的精品。石蟾蜍，洛阳上阳宫溪流上的泄水装置，是研究唐朝上阳宫的唯一实物资料。

五代北宋时期：这部分的精品有：瓷象棋，卒子齐全，时代确切，是考古发现年代和出土地点明确且保存最完整的瓷质中国象棋。泗州大圣石像，泗州大圣即唐朝初年西域何国人僧伽，他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该造像碑保存完整，形象传神，有确切纪念，极为少见。 洛阳博物馆正门前东西两侧的一层附属建筑为牡丹花都特产展厅，面积约3600平米，主要汇集了河南省内尤其洛阳的知名特色食品、牡丹食品及农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