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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死亡赔偿是指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按照法律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丧葬费标准，为6个月的单位所在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即丧葬补助金=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亡职工配偶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工亡职工父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工亡职工子女未满18周岁的;工亡职工父母均已死亡，其祖父、外祖父年满60周岁，祖母、外祖母年满55周岁的;工亡职工子女已经死亡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孙子女、外孙子女未满18周岁的;工亡职工父母均已死亡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兄弟姐妹未满18周岁的。2、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为：配偶，每月按工亡职工本人月工资的40%发放;其他亲属，每月按工亡职工本人月工资的30%发放。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3、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 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 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其近亲属享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待遇。
2009-09-09 22:481988 价格双轨制
撰稿 陈文森
198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改革的第十年》的社论指出：“新的一年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改革将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展开。”此时，一个不得不过却又异常困难的关口已经摆在中国改革的道路前。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成长让中国的经济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越来越多的经济问题指向价格——这一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素，推行了4年的“价格双轨制”在显露出自身缺陷的同时，成为了举国关注的改革焦点。
历史视频：1988年 价格双轨制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斤盐一角三分，这样的计划价格维持了28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引入，计划价格与市场经济的不兼容开始显现。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二者之间的利润差越来越大，使得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
从80年代初开始，主管基础工业的部门逐渐放松了对原有计划配额制的严格管理，既给企业“计划内指标”，又有少量“计划外指标”。企业按计划外指标生产的产品，就可以不按照计划价格由指定企业收购，而可以自由销售。这一政策成为价格双轨制的滥觞。
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与会的124位或官或学的改革派青年精英，分为价格、农村等7个组相互切磋，第一次集体发声并积极投身于体制内改革的政策建议。这些人包括王岐山、马凯、楼继伟、张维迎、周其仁等一大批今天中国政、经、学界的知名人物，正是在这次名动一时的“莫干山会议”上，价格双轨制正式作为一项经济政策诞生。
在莫干山会议的价格组，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的“放派”与主张以计划经济为主，逐步调整价格的“调派”之间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由华生等学者，综合各方观点，形成了“先改后调，改中有调”、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最后一份名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摆在了国务院领导的办公桌上。
所谓“双轨制”，就是“市场轨”和“计划轨”并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计划分配的比例逐步缩小，市场销售的份额逐步扩大。双轨制既避免了价格一次性放开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又延续了市场改革的精神，受到了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首肯，从此成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政策。
价格双轨制作为中国特殊国情下的独特产物，也有着自身的问题。双轨并行使得投机者得以在两轨之间找到牟利的机会，由于市场轨的物资供应有限，层出不穷的转手倒卖现象使得物资的市场价格不断升高。倒卖的丰厚利润吸引大量的生产者投身其中，导致各类产品出现供应短缺，价格更进一步上涨。
当时，上海《新民晚报》曾经作过一个航天牌冰箱倒卖的报道。出厂价在1500块左右一台的冰箱，经过三四道环节以后价格却大不相同，跟踪采访的记者发现，一个冰箱出厂以后到了一个销售点价格变成1600，这个销售点的老板认为不一定在市场卖掉合算，就转手再卖给另外一个销售商变成1700、1800，这样经过数个环节，一台电冰箱的最后价格就变成了2000元一台。在双轨制的价格政策下，这样的每个环节都是合法的，但是每个环节却又都是倒卖。
而在双轨制的另一边，计划轨的物资又因为官商勾结等不法行为，而出现了以计划价买入计划内物资，再以市场价出手到市场的“官倒”现象。同样是一吨石油，计划内的价格是100元，计划外的价格是644元，“倒”出来的利润相当可观。
在这样的环境下，1988年的物价改革被视为“不得不改”。5月19日，邓小平接见朝鲜代表团时谈到价格改革：“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
中央政治局也在5月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会议形成的共识是“长痛不如短痛”，有风险也要闯一闯。会议放出了进行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的风声。新华社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
实际上，早在1988年新春伊始，各种涨价的小道消息便在坊间流传，各种商品的价格也在悄悄地陆续上扬，民众的心理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波动。3月份，国家即将对一些主要农副产品零售价格进行调整的消息传出，从而刮起1988年的第一波抢购狂潮。
当时的上海火柴厂厂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曾经兴奋地说：“到今年2月底，仓库里还积压着6000万盒，3月份生产2000万盒。可是，3月份三天时间，一下子销出4000万盒，连同4月份生产的，近1亿盒，一销而光！”另据报道，南京市鼓楼区一户居民一下子买了400多盒火柴存放在家里，没想到因小孩玩火而酿成了火灾。
到了5月，国家决定放开四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果然证实了此前坊间的流言。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以北京为例，四种主要副食品上调后，价格上涨的幅度很快就突破了文件的规定。猪肉由每市斤两块五涨至四块九，鸡蛋由每市斤一块五涨到两块七，西红柿价格在最高时竟卖到八块钱一斤！四种主要副食品之外的各种商品也大都乘机涨价，政府的红头文件完全失去了效力。
社会上的反应之快，令决策者几乎始料未及。但这只被视为是改革过程中的“必要之痛”。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价格飞速上涨产生了巨大的抢购风潮。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在贵州、云南等偏僻省份，人们甚至为了抢购毛线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仅8月一个月，全国银行储蓄存款就减少了268亿多元。当时，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银行和储蓄所前，取钱提款的民众声势汹涌，人头攒动。一些储蓄所和银行因为金库告急，而不得不强行决定在几天之内停止取款。对此，许多储户极为不满，有人甚至在情绪激动之下掀了储蓄所的柜台。
到了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本申请购买。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局面已经失控。
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紧急通知，宣布物价改革的方案还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当于宣布中止价格闯关。通知还说：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了宏观调控，抑制通货膨胀的方针。“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成为后物价闯关时代的核心政策，“治理整顿”成为最时兴的经济名词。
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改革路上的弯路》为题报道说：“今天，中国的改革正在失控。为了应对危机，物价改革在上个月被冻结。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向给中外投资者带来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国目前正在进入紧急控制状态，澳大利亚使馆的一位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旨在恢复消费者信心的地毯式运动……”
物价闯关失败的教训被后来的领导者吸取，物资价格在价格双轨制的机制下继续缓步调整。直到1992年9月1日，国家物价局宣布将571种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22种产品产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社会的反应虽然激烈，但已不复1988年的疯狂。至此，物价闯关正式成功，价格双轨制也走向了尾声。 (本文来源：网易 )
